1957年4月27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陈云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即所称的“4.27”指示，要求检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执行情况，号召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
1957年4月30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召集了有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参加的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会上毛泽东承诺并保证，几个月内不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中共缺点错误的批评，以使中共整风切实收到成效，并宣布：“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宣战”。
这样，全国鸣放进入高潮。
事过不久，突变主题，整风转向反右，阶级斗争的号角又重新吹响。
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以社论名义发表文章<这是为什么？>；同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该文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从而敲起了“反击‘右派’的战鼓”。从一种高潮转向另一种相反的高潮。接着一些讨伐“右派“的文章和指示接踵而来。
1957年7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登出；
1957年7月17日至21日在青岛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他的《1957年夏季的攻势》一文。文章开头就说，“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以上均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他还说，“言者无罪”对右派不适用。
195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继续深入反对右派分子的指示》，指出“在深入揭发右派的斗争中，现在一方面正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
1957年9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斗争的指示》，《指示》指出，在科学界高级知识分子之间必须认真严肃的开展反右派斗争，决不能有温情主义……
这些文章和指示，推进成了全国性的运动。
（一）这就是“右派”？
1957年9月，反右运动在吉林市的企业单位展开，吉林电石厂也随着进行。全市在各个机关单位，为了适应“反右运动”的需要，组成了“整风五人小组”。并成立“整风办公室”。
1957年7月，我给当翻译的苏联专家瓦纽申归国后，中旬我被调到电石厂中央实验室任技术员。这是刚刚成立的单位，除主任张盈增外，我是第一个调到这里的，以后又有孙宇、浦晋龙等同志相继调来。
中央实验室与技术科、总机械师室、总动力师室四个技术科室属于一个党支部，开会、 政治学习、各种活动都在一起。
9月的一次周三下午的政治学习时间，开始首次反右批判会。掌握会场的人拿出个纸条条，说要讨论有些人说的话是什么用意，于是就一条一条的念起来：
“有人说，什么真理不真理的，三角形的三角和等于180度才是定理，哪有真理。”
“有人说，梅兰芳一个唱戏的，是白开水，还当人民代表。”
“有人说，...... ”
于是就让大家进行讨论批判。人们都感到莫名其妙，这算是什么，从何批起呀？
此时，有人抛砖引玉：
“说梅兰芳是白开水，不就是说人民代表是白开水吗？”
“说三角形的三角和等于180度才是定理，那不就是说根本不存在真理吗？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真理了。”
“说……”。等等，等等。
这回大家脑筋开窍了，七嘴八舌地跟着批起来。到底这话是谁说的，是啥意思，前后因果关系是怎回事，谁也不知道。
后来得知，此话是总动力师室的郭玉甲所言，原本是在宿舍里闲扯淡，七拼八揍的。如此，便产生了电石厂的第一位“右派分子”。
与我同在中央实验室的浦晋龙同志，是第二个被抓的“右派”。
浦晋龙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人，技术上很过硬。只因此前他提过一条建议说：“为了使厂里的技术人员集中发挥力量，发展工厂的生产，应当成立总工程师室。” 哪知，这条建议却获大罪。
（二）照葫芦画瓢的抓“右派”
到了1957年10月以后，抓“右派”运动 在厂里已全面铺开，看不出谁是第三个，谁是第四个了，而是同一批人了。全厂以党支部为单位抓“右派”。 在工厂里，不像在机关学校和文艺界，贴大字报公开亮相批判。在这个小范围里，蔫里咕咚地就把一个人定为“右派”，连本人都不知怎回事，犯了什么天条，稀里糊涂被打入“另册”。别人更不知谁谁谁怎么怎么的了，跟着呼喊。真可谓“说你是你就是，不是也是”。个人的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
至1958年3月，电石厂已抓了九名“右派”。
第二节 我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 的始末
（一）突然袭击
1957年12月14日上午9时许，我与苏联专家别特尼茨基正在谈工作，专家工作组组长徐玄寅和翻译杜有海来到我们办公室。
徐玄寅对我说：“你跟专家讲，你被停止工作，下放劳动，你的工作由杜有海接替。”
诧异之余，我把徐玄寅的话翻译给别特尼茨基。
别特尼茨基惊奇地说：“马同志被下放！？那是你们的事，但我需要工作，半路换人不方便。”
我将专家说的转达给徐玄寅。
徐玄寅说：“杜有海翻译和你一起工作不是一样嘛！”
我又把徐玄寅的话说给别特尼茨基。
别特尼茨基说：“我与我的翻译马同志已经很熟，彼此了解，一言会意。杜讲话我听不熟，会影响工作。可否等我工作期满回国后，再让马去劳动。”
我把专家讲的说给徐玄寅之后，他斩钉截铁地说：“不行！这是上边的决定。”
听完徐玄寅的话以后，专家双手向两侧一摊，耸耸肩膀。
对话结束。我辞别苏联专家别特尼茨基。
当日下午，电石厂“整风办公室”主任白文奎（蒙古族，保卫科科长兼）找我谈话。他说，你是个团员，要下放去劳动，在下去之前应清理一下思想，写一写思想认识。”
我问，写什么思想认识？
他说：“写你对共产党的认识，对工人阶级的认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当时他并没有说已经定我为“右派” 才要我写检查。但让我写的题目却真令人深思。我心里想，让写就写吧！有啥可写的。
12月18日，星期三，是那时江北的周一（那当时为了缓解市内交通和商店的拥挤，市政府规定，江北化工区每星期二为休息日），让我在专家工作组内念我写的东西。参加会的有杜有海、阵实、王金钊、王关友。会议由徐玄寅主持，他是专家工作组组长，又是一手整我材料的人。我念完之后，徐玄寅还把整理我的材料拿出来，想罗织罪名。他让别人提意见。谁也没提啥，结束。
次日，白文奎又找我。这回换了题目，让我写对整风和反右的看法。
写完了，又开会念。仍然再让大家提意见，谁也没提啥。
如此翻来覆去地写完了念，再换题目写，又念……
12月25日，又一周开始，白文奎再次找我，这回换了招数，不让我写认识和看法了，叫我深挖阶级根源，写家庭历史找社会根源。
开了几次会，快到1958年元旦，公开把我当“右派”批判。
在1958年1月的一次全厂揭批“右派”的大会上，厂“整风办公室”主任白文奎讲话，他说：“马吉卫这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也反党，对什么事都有自己的看法。开始我们把他的材料报给市委，市委认为他是认识问题，没当‘右派’对待。后来经过我们调查，原来他的祖父是清朝大官僚，难怪这么反动。真是‘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捯洞’呀！”。——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根蒂所在。各种家庭出身的人所享有的命运差别性都是预先给定的，个人没有选择的权利，更无法摆脱。这就是“血统论”和“成分论”的信条。
这里我扑述一段后来得知的情况：1961年我摘掉“右派”帽子以后在小电石车间劳动，原专家工作组一起做翻译工作的王金钊同志是这个车间的机械师。1963年春节，他到我家拜年做客，交谈中谈起往事，他对我说：他在机修车间当车工时，时任该车间主任兼书记后任厂党委组织部部长的焦念勤对他说：“马吉卫当了‘右派’把你解脱了，如果他不是，那么就是你。当时，给翻译人员中一个‘右派’名额指标，徐玄寅搞了两个人的材料，一个是他，一个是你，他当了，你就便宜了。” 啊！我又明白了，有名额指标。
（二）我的“右派罪状” ：
在“大鸣大放”和“整风” 、“反右”中，我没讲过一句话，却被戴上了“右派”帽子。
在共产党号召整风和反右派以来，那年春天的“百花齐放”也好，“百家争鸣”也好，“阳谋”也好，“引蛇出洞”也好，那是在社会上，工厂里似乎安安静静，既没有人贴大字报，也没有人出来演讲。在工厂里没有开展大鸣大放，也没有谁给共产党提涉及政治方面的意见，都忙于工作，无暇顾此。
一些人弄出来的我的所谓“反动”言论，都不是在整风反右期间的事，而是以前平时在工作中和生活上无意中反映出来的,被人作了“零存整取”搜集起来作为“罪状”。那些整人的人本着“没有新账翻旧帐”的旨意来行事 。
那个时候没法说理，哪怕只是积极提出善意的不同的建议，都可被任意扣上“右派分子”，判为敌人，根本没有申辩的权利，只能挨斗，被逼着承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容你接受不接受。
下面是当时被强加给我的所谓“反党罪行” ：
1.1956年在青年团的会上我曾提过：“共产党应多吸收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加入，他们知识多，贡献大，对国家和党有利”。
群众批判：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让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入党，这是想改变党的性质，窜夺党的领导。
2. 我不愿开会，嫌耽误时间，浪费生命，有这个时间不如多做点工作，看看书，学习学习。我曾说过，“听报告没啥意思，大老粗（指1955年时我厂的一位女工会主席）作报告能讲出个啥。”
那是在1955年夏秋之间，正值翻译任务紧迫，工作最繁忙的时候，还时常有这样那样的大会，听报告。当时的工会活动也是总听报告，我有些烦，才有上述之语。
群众批判：看不起工人出身的干部就是反对工人阶级的领导，是反党思想。
3. “反苏”。事情是这样的：忘记了是在什么时候，闲谈起当年苏联红军的事。我曾说过，光复后在东北的苏联红军中有些是从监狱放出来的人，从军到红军中，军纪很差，抢劫奸淫，东北的老百姓对他们的印象很坏。
这番议论被徐玄寅收集来算我的一条“反苏罪状”。他在会上说我是造谣诬蔑，说我是反苏老手，身为苏联专家翻译还反苏。
4.我曾表示过，汇报像告密似的，出卖朋友，我可不干这种事。
1958年6月的一天，电石厂整风办公室一位姓杨的同志找我，他先给我看了他们整理的我的“反党罪行” 材料和处分决定，问我有何意见；然后让我签字盖章。我对上述“罪行” 供认不讳。记得给我的处分是保留厂籍降职降薪（属于第五类），工资由76元降至62元。但后来的实际处理与此稍有不一，定为第四类，保留厂籍撤职降薪，工资降至43元，开除团籍。在厂内装卸队劳动。
像我这样性格的人，“梗介如石” ，“性格即命运”，反右时终被套进“阳谋”陷阱，膺“右派”桂冠2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