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乱)邦是西藏新疆动乱之源
作者：邓力群
(1)胡乱邦闯了一个乱子
1980年12月，胡（耀）乱邦【注：陈永贵一开始就看出胡乱邦不是啥好鸟，一直叫他
胡乱帮】、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
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
工。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
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
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
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另外，本来阴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
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
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
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
，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
(2)"纪要”与"电报”
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
....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新疆，那时的书记是汪锋。 1980年时，搞防苏备
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
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
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
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
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胡乱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
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他们来电报向中央请
示怎么办。不知赵和胡是否商量过，赵找到我说：新疆问题，搞得这么僵，他们来了个
报告，要中央给他们回电。于是，赵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这里比较公道地讲了一下汉
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
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
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 “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问题解决不了
，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新疆问题的决定。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
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
上。
到了这个时候，胡乱邦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出“两
个离不开”。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在新疆问题上
，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
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
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我就问胡，在民族地区怎么能够做
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区自己管，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
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万里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
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
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
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
，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3)胡乱邦的两个问题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乱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
，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
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
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
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
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
—————————————
一九八四年春天召开西藏问题座谈会。乱邦同志认为，西藏的工作，主要问题还是“左
”，提出纠“左”也存在软弱涣散的问题。就这个地区提出这样的意见，是切合实际的
，不能认为是错误的。可是《人民日报》抓位这个观点，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
是《肃清“左”的流毒和纠正软弱涣散状态》，说“不纠正‘左’的影响，不批判‘左
’的流毒，不克服‘左’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软弱涣散”，“容忍‘左’的流毒也是
软弱涣散，也应该纠正”。作为陪衬，文章也说到反右。但是谁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纠
“左”。这就不只是作为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作为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来了。我
不认为这篇文章是乱邦同志授意写的。但是发表以后，乱邦同志不会没有看。看了以后
不表示态度，至少是默认
了这种改变中央集体决定的宣传。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乱邦同志在《如何把部门工作做得更好些》的讲话中说到“左
”，说“可不要低估这个看不见的‘幽灵”’，尤其突出地讲政工部门、宣传部门、政
法部门要注意这个问题。这当然是有所指的。讲话中还说到破和立，在两条战线斗争中
通篇要破的，就是“左”，可以说没有一句讲要破右。他这种关于破和立的观点，一直
延续到六中全会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前几个稿子中；后来不少同志反对，才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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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国是万恶之源，买办是亡国之祸 ***
作者：邓力群
(1)胡乱邦闯了一个乱子
1980年12月，胡（耀）乱邦【注：陈永贵一开始就看出胡乱邦不是啥好鸟，一直叫他
胡乱帮】、万里到西藏，闯了一个乱子。当时他们了解到中央补贴给西藏的钱每年5、6
亿元，80％用于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包括在西藏进行工业交通等各种事业建设的汉族职
工。这本来是很自然的，要搞工厂、修路只能用这个钱啊，从事工
厂生产和修路建设的汉族工人工资也只能用这个钱啊，但胡却错误地作出结论：中央一
年给的5、6亿元钱，80％用在西藏的汉族干部。为了使中央的补助真正用于藏族人，要
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另外，本来阴法唐在那里工作得很好、很深入，工作中或
许会有点"左"的东西。胡就抓住这点进行批判，同时，阴法唐在搞土改时从农奴中培养
起来、提拔起来的藏族积极分子和干部也一起挨批，使得这些积极分子抬不起头来。
后来赵紫阳派伍精华去西藏，伍是彝族人，出身很好，但接受了胡、赵的影响，去了西
藏后，专走上层路线，和广大的藏族干部都不沾边，影响很不好。直至胡锦涛去了之后
，原藏族积极分子受压的状况才得到纠正。
(2)"纪要”与"电报”
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
....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特别是新疆，那时的书记是汪锋。 1980年时，搞防苏备
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
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
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
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
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没办法了，胡乱邦就把他们找到北京开会，搞了个纪要。其倾向是压汉族干部、抬民族
干部。这个纪要一传达，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会也开不下去了，他们来电报向中央请
示怎么办。不知赵和胡是否商量过，赵找到我说：新疆问题，搞得这么僵，他们来了个
报告，要中央给他们回电。于是，赵叫我起草了一个复电。这里比较公道地讲了一下汉
族干部、解放军所起的作用，还讲到新疆党组织成立以后汉族干部所起的作用，强调民
族干部和汉族干部要互相尊重、互相团结。这个电报到了那里，反应各异，民族干部比
较冷淡。这样就形成所谓民族干部要 “纪要”，汉族干部要“电报”。问题解决不了
，后来要我负责起草一个新疆问题的决定。当时用了比较多的时间来搞这个东西，但后
来因文件太长，实际上没用
上。
到了这个时候，胡乱邦感觉到在民族问题上出了毛病，要收拾这个局面，于是提出“两
个离不开”。在酝酿过程中，我听说(没看到文字)，原来的纪要上他讲过在新疆问题上
，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
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决定了以后，中央只有这一点权，即看到有哪
些不妥当，可行使否决权，其他事情都由你们决定。我就问胡，在民族地区怎么能够做
出这样的决定呢？除了三个权，其他都由民族自治区自己管，这怎么行呢？他和我说，
这不是他说的，这话是万里说的。
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
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
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
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
，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3)胡乱邦的两个问题
在处理民族问题上，我看胡乱邦有两个问题，一是对帝国主义要分裂中国这样的大问题
，他没有警惕：对百多年的历史，即英国、印度总是想把西藏搞过去，英国、美国、过
去的沙俄及苏联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历史知识，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
并不重视，或者说完全忽视这种大问题。在民族地区，反对民族分裂是头等、特等的大
事。一切内政都与此有关。你对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却天天在打
我们的主意，多危险啊！另一个问题是，对民族地区的民族分裂主义危险没有认识。
—————————————
一九八四年春天召开西藏问题座谈会。乱邦同志认为，西藏的工作，主要问题还是“左
”，提出纠“左”也存在软弱涣散的问题。就这个地区提出这样的意见，是切合实际的
，不能认为是错误的。可是《人民日报》抓位这个观点，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题目
是《肃清“左”的流毒和纠正软弱涣散状态》，说“不纠正‘左’的影响，不批判‘左
’的流毒，不克服‘左’的倾向，是非常严重的软弱涣散”，“容忍‘左’的流毒也是
软弱涣散，也应该纠正”。作为陪衬，文章也说到反右。但是谁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纠
“左”。这就不只是作为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作为全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提出来了。我
不认为这篇文章是乱邦同志授意写的。但是发表以后，乱邦同志不会没有看。看了以后
不表示态度，至少是默认
了这种改变中央集体决定的宣传。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乱邦同志在《如何把部门工作做得更好些》的讲话中说到“左
”，说“可不要低估这个看不见的‘幽灵”’，尤其突出地讲政工部门、宣传部门、政
法部门要注意这个问题。这当然是有所指的。讲话中还说到破和立，在两条战线斗争中
通篇要破的，就是“左”，可以说没有一句讲要破右。他这种关于破和立的观点，一直
延续到六中全会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的前几个稿子中；后来不少同志反对，才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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