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关于西藏新疆问题讲话的后果
作者：王大豪，2011年6月15日,转载者对分段略有调整
1980年5月29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用六个字概括其讲话精神：“免税、放开、走人”。所谓“走人”，就是把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大量撤回内地，使藏族干部的比例达到绝对多数。他说：“在两三年之内，我的意见最好是两年，把国家的脱产干部，我不是讲的不脱产的，不脱产的那要全部是藏族，国家的脱产干部，包括教员啦，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
胡耀邦天真地认为民族关系已经发展到了终点，他说：“我们跑到这个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历史任务嘛﹗”在他看来，汉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似乎是越少越好。他说：“西藏人口共有一百八十三万，但连部队有三十万汉族同志，这怎么行呢﹗”
他还算了一笔“经济账”，大谈在西藏减少汉族人口的好处。他说，对在西藏的汉族干部“要有计划地、相当大批地回到内地去妥善安排工作。目的呢，你们没有算这个账，减少五万人一年就减少两千万斤粮食，不知你们算没算这个账﹖我们现在从内地把猪肉、鸡蛋、大米、白面，还有日用品，运上来，要花多大力呀﹗这么一来，我看三方面会满意，中央满意，汉族干部满意，藏族干部同人民满意，三方面满意，我们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呢﹗”
关于胡耀邦这次讲话所造成的影响，在《邓力群自述》中有记载：“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那时（新疆）的书记是汪锋。1980年时，搞防苏备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邓力群在自述中说：“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胡耀邦在西藏及后来关于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讲话，充分显露出他对民族问题的无知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在民族自治区减少汉族人口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吗？减少汉族人口就能够从根本上避免分裂吗？事实上，在民族自治区长期使汉族人口占绝对少数比例，最终会导致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的危险境地。只有民族融合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只有民族融合才是维护国家统一、防止分裂的根本保障。
而不同民族间只有充分地实现感情交流与利益交换，才能促进民族融合。而不同民族间充分实现感情交流和利益交换，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不同民族保持密切的接触。有了密切的接触，才能够有条件充分地实现感情交流和利益交换。在民族自治区内减少汉族人口比例，就会使不同民族间难以充分实现感情交流和利益交换，这就必然会使不同民族间由于缺少感情交流而不断加深民族隔阂，由于缺少利益交换而不断弱化相互依存的民族关系，最终会导致民族关系不断疏远，以致离心离德、渐行渐远。
我非常敬重胡耀邦同志的人品，但我不能不指出他在民族问题上的无知。因为，这关系到国家利益。胡耀邦同志之所以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犯了这样的错误，根本原因还是太善良，他把民族利益问题简单化，以为“只要我对你好，你就会对我好”、“只要我满足你自治的愿望，你就不会闹独立”。如果问题有这么简单，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战争了。
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同志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无论他是什么缘故辞职，我认为，一个不懂民族问题的国家领导人失去权位，无疑是国家和民族的幸事。如果胡耀邦有机会充分实施他的让汉族人从民族自治区“走人”的政策，国家命运不堪设想。国家领导人若不懂民族问题，就会置国家于四分五裂的险境。胡耀邦就是这样一个最典型的范例。
我衷心希望中国的执政者能够永远汲取胡耀邦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的教训，再也不要犯他的错误。他用他的失败告诉我们：各民族减少相互接触是非常危险的事。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如果他在生前读了我的《利益论》，我相信他绝不会有在西藏的讲话。
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想占有最大利益，这种愿望是不可能绝对根除的。任何人或任何民族，有多大的占有力就必然会占有多大的利益。只要有占有最大利益的机会，任何人、任何民族都不会放弃，占有最大利益永远是第一选择。要想使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放弃占有某种利益，只有让这个人、这个民族不认为这种利益是最大利益才能达到目的。
要想使某个人或某个民族不产生分裂国家的愿望，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切实感受到国家统一带来的利益大于国家分裂。不同民族间长期地密切接触，一旦建立了相互依存、生死与共的利益关系，维护国家统一就会成为各民族实现最大利益的共同选择。
而怎样才能让一个民族认识到国家统一带来的利益大于国家分裂呢？首先各民族要保持密切接触。没有密切接触就不会有充分了解，没有充分了解就不会有民族团结；没有密切接触就不会有利益交换，没有利益交换就不会有相互依存。不同民族间脱离了接触，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就丧失了感情和利益基础，而分裂意识则必然会成为主流意识。
为什么很多异地恋最后的结果是分手，为什么很多人与其貌不扬的保姆发生了婚外情，为什么说远亲不如近邻，这些最普通的现象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密切接触对增进感情具有决定性作用。接触与不接触，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民族融合的本质特征是民族利益的融合。没有民族接触，就不可能有民族利益融合。没有民族利益融合，也就不可能有民族融合。那种认为在民族自治区的汉族人口越少越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观点，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从根本上违背利益规律，非常无知、非常危险。
在民族自治区，至少要使汉族人口与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达到1:1，不同民族间只有“一对一”才能有一个保持密切接触的基础。没有科学的人口比例，一切爱国教育和反分裂措施都无济于事。
作者：王大豪，2011年6月15日,转载者对分段略有调整
1980年5月29日，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发表讲话。他用六个字概括其讲话精神：“免税、放开、走人”。所谓“走人”，就是把在西藏的汉族干部大量撤回内地，使藏族干部的比例达到绝对多数。他说：“在两三年之内，我的意见最好是两年，把国家的脱产干部，我不是讲的不脱产的，不脱产的那要全部是藏族，国家的脱产干部，包括教员啦，藏族干部要占到三分之二以上。”
胡耀邦天真地认为民族关系已经发展到了终点，他说：“我们跑到这个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历史任务嘛﹗”在他看来，汉族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似乎是越少越好。他说：“西藏人口共有一百八十三万，但连部队有三十万汉族同志，这怎么行呢﹗”
他还算了一笔“经济账”，大谈在西藏减少汉族人口的好处。他说，对在西藏的汉族干部“要有计划地、相当大批地回到内地去妥善安排工作。目的呢，你们没有算这个账，减少五万人一年就减少两千万斤粮食，不知你们算没算这个账﹖我们现在从内地把猪肉、鸡蛋、大米、白面，还有日用品，运上来，要花多大力呀﹗这么一来，我看三方面会满意，中央满意，汉族干部满意，藏族干部同人民满意，三方面满意，我们为什么不干这个事情呢﹗”
关于胡耀邦这次讲话所造成的影响，在《邓力群自述》中有记载：“当时在全国影响最大的是80％的汉族干部要从西藏撤出。这个消息一传到新疆、内蒙……跟着就发生了类似问题。……那时（新疆）的书记是汪锋。1980年时，搞防苏备战，汪对战争形势估计得很严重，惊慌失措。在伊犁边界，要很多汉族干部往东撤，县级以上干部都要回内地。有些汉族干部乐得回去，而少数民族干部中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则乘机鼓噪要挤走汉族干部，成为一种风潮。而江锋同志又只是依靠少数几个人，既得罪了汉族干部，又得罪了少数民族干部，在新疆闹得不可开交。到了1980年，新疆的区党委扩大会议都开不下去了。”
邓力群在自述中说：“这件事情后遗症太大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安定。后来新疆又出了一件事：我们要提铁木耳，新疆要提司马义；中央采取了一个措施，即把司马义调到民委当主任，当时乌鲁木齐有一、两千人(民族人员)上街拥护司马义。在这种情况下，王震出了个主意：汪锋不能再呆下去了，要调出，把王恩茂调回去，又调谷景生去当区党委第二书记。从此之后，新疆的局势才逐步稳定下来。”
胡耀邦在西藏及后来关于处理民族关系问题的讲话，充分显露出他对民族问题的无知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
在民族自治区减少汉族人口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吗？减少汉族人口就能够从根本上避免分裂吗？事实上，在民族自治区长期使汉族人口占绝对少数比例，最终会导致国家陷入四分五裂的危险境地。只有民族融合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只有民族融合才是维护国家统一、防止分裂的根本保障。
而不同民族间只有充分地实现感情交流与利益交换，才能促进民族融合。而不同民族间充分实现感情交流和利益交换，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不同民族保持密切的接触。有了密切的接触，才能够有条件充分地实现感情交流和利益交换。在民族自治区内减少汉族人口比例，就会使不同民族间难以充分实现感情交流和利益交换，这就必然会使不同民族间由于缺少感情交流而不断加深民族隔阂，由于缺少利益交换而不断弱化相互依存的民族关系，最终会导致民族关系不断疏远，以致离心离德、渐行渐远。
我非常敬重胡耀邦同志的人品，但我不能不指出他在民族问题上的无知。因为，这关系到国家利益。胡耀邦同志之所以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犯了这样的错误，根本原因还是太善良，他把民族利益问题简单化，以为“只要我对你好，你就会对我好”、“只要我满足你自治的愿望，你就不会闹独立”。如果问题有这么简单，世界上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战争了。
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同志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无论他是什么缘故辞职，我认为，一个不懂民族问题的国家领导人失去权位，无疑是国家和民族的幸事。如果胡耀邦有机会充分实施他的让汉族人从民族自治区“走人”的政策，国家命运不堪设想。国家领导人若不懂民族问题，就会置国家于四分五裂的险境。胡耀邦就是这样一个最典型的范例。
我衷心希望中国的执政者能够永远汲取胡耀邦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的教训，再也不要犯他的错误。他用他的失败告诉我们：各民族减少相互接触是非常危险的事。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如果他在生前读了我的《利益论》，我相信他绝不会有在西藏的讲话。
每个人、每个民族都想占有最大利益，这种愿望是不可能绝对根除的。任何人或任何民族，有多大的占有力就必然会占有多大的利益。只要有占有最大利益的机会，任何人、任何民族都不会放弃，占有最大利益永远是第一选择。要想使一个人或一个民族放弃占有某种利益，只有让这个人、这个民族不认为这种利益是最大利益才能达到目的。
要想使某个人或某个民族不产生分裂国家的愿望，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切实感受到国家统一带来的利益大于国家分裂。不同民族间长期地密切接触，一旦建立了相互依存、生死与共的利益关系，维护国家统一就会成为各民族实现最大利益的共同选择。
而怎样才能让一个民族认识到国家统一带来的利益大于国家分裂呢？首先各民族要保持密切接触。没有密切接触就不会有充分了解，没有充分了解就不会有民族团结；没有密切接触就不会有利益交换，没有利益交换就不会有相互依存。不同民族间脱离了接触，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就丧失了感情和利益基础，而分裂意识则必然会成为主流意识。
为什么很多异地恋最后的结果是分手，为什么很多人与其貌不扬的保姆发生了婚外情，为什么说远亲不如近邻，这些最普通的现象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密切接触对增进感情具有决定性作用。接触与不接触，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民族融合的本质特征是民族利益的融合。没有民族接触，就不可能有民族利益融合。没有民族利益融合，也就不可能有民族融合。那种认为在民族自治区的汉族人口越少越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观点，完全是一厢情愿的幻想，从根本上违背利益规律，非常无知、非常危险。
在民族自治区，至少要使汉族人口与少数民族人口比例达到1:1，不同民族间只有“一对一”才能有一个保持密切接触的基础。没有科学的人口比例，一切爱国教育和反分裂措施都无济于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