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启强将军的故事2（抗日战争时期）

那是1940年百团大战之后，虽然打掉了日寇的嚣张气焰，鼓舞了全中国人民，但是由于过早的暴露了我军的力量，让日寇掉转头来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了疯狂的报复扫荡，实行无人区和三光政策，在冀南各村光碉堡就有1100多。碉堡之间也就几里之隔,形势异常严峻。加上1943年大旱，（除遇到旱灾、水灾外，还有雹灾和虫灾。冰雹大者如鸡蛋，实为少见。蝗虫之多，遮天蔽日，也是罕见的。蝗虫飞过来，简直像天阴了一样，太阳也看不见了。这样说并非夸张。大的蝗群方圆几里，一落地，顷刻间就把几亩、几十亩甚至几百亩农作物吃得一干二净。蝗虫所到之处，寸草不留。据南宫、巨鹿、隆平三个县统计，有524个村的庄稼完全被蝗虫吃掉。整个冀南颗粒未收，加上日本侵略者又先后破坏了运河、漳河、滏阳河等河堤，使河水漫溢，洪水退后的大片土地再度被大水淹没。受害地区达30余县，许多村庄成了一片汪洋。馆陶全县64％的村庄成了“水村”，武城县被淹110个村，清河县被淹面积达50％，任县、隆平县更严重。房屋塌倒，人畜漂没，半浸在水中的断垣残壁，景象十分凄惨。--摘自宋任穷回忆录）。霍乱疾病随之而来。军民进入了抗战最艰苦的时期。连宋任穷的二女儿都给饿死了，当地老百姓也饿死了不少。当时父亲调任新七旅政治部宣传部任部长兼任冀南第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和第六军分区司令员易良品，政委文建武,副司令员夏组盛他们一起工作。1942年4月29日，日本鬼子对冀南实行铁壁合围，对以武城运河西为中心的广大区域进行空前残酷的大“扫荡”，妄图摧毁冀南抗日根据地。我驻此地的领导机关和部队有：冀南区党委、行署、军区机关及所属党校、轮训队、文工团、八路军新七旅直属部队、骑兵团、十九团、二十团、二十一团、警卫团，还有武城县党政机关，共计7000余人。母亲被围在了里面，结果在突围中巧遇刘志坚，和他们一起骑着骑兵团的马一下子跑出。冲出了铁壁合围。在这一年里日本鬼子进行了4次大的扫荡，“3.25”“4.29”“6.11”“9.12”就数“4.29”损失最大。后来的几次因为有了经验都及早的跳出了合围。八路军主力撤走，留下的部队化整为零进行游击战。1943年3月24日，易良品开完六分区机关会议后带分区直属队及警卫部队在枣南县杨庄宿营，由于敌人摸到我们的规律，知道第六军分区领导机关由冀县要转移，预先埋伏在枣南县杨庄，第二天早晨遭敌人突然袭击，军分区司令员易良品一马当先组织突围，转移至西高村时，在激战中不幸负伤被敌人打穿肚子。坚持了7天牺牲于该县油故村后方医院。5月3日父亲的部队也遭到日本鬼子的合围，这个时候鬼子也积累了经验，他们夜间出发，清晨实行攻击，第六军分区的战士在突围战斗中一直打到黄昏，父亲不幸中弹，头部，胸部，腕部中了三处，鲜血直流，[头部负伤导致眼睛看不清了，已经奄奄一息]，不能再奔跑移动了，这个时候警卫员夹着他一步一走，移动很慢，父亲看到形势恶劣，自己又受了重伤，不想拖累警卫员，横下一死的决心，让警卫员自己逃命保存力量。不过警卫员说什么也不走，狠下一条心一定要把父亲救出去，幸亏通信员人高马大硬是把父亲背了出来，[藏在一个小岗子上的深草里，等到天黑，连走带背的进了村，得到救治。（摘自张扬的小说《金箔》）]在这里我们全家衷心的感谢他的救命之恩，如果不是他当年救父亲，我们下面的五个孩子就不会来到人世。文革结束后，1987年我们搬家之前，这个警卫员曾经来到我家看望我的父亲，父亲特意叫我们几个过来见了他。他的样子深深的嵌入我的脑海。他有稍发黑的肤色，人较高，原来想象他一定很强壮，当时见了他觉得还是有些消瘦，带着军帽，也有一些儒雅的军人味道。想必也是我军的干部。但是当时我们没有记住他的名字，也没问他的地址。现在父母都去世了，他的信息就断了，我们很想找到他，了解当年的详细情况，表达我们全家的谢意。父亲负伤后，在群众的掩护下动了手术，大难未死。5月22日第六军分区的副司令夏祖盛在枣强南大马村战斗中光荣牺牲。这时司令员易良品，副司令夏祖盛都牺牲了，政委文建武（1942年冬　文建武任六地委书记）　因病回延安。父亲伤未痊愈就返回第六军分区坚持抗日斗争。不久在分散活动中，第六军分区的参谋长王树堂又在鬼子的合围中被捕，第六军分区的领导就剩下父亲一人。在这危难的时刻，父亲同六地委的领导（郭鲁等），依靠各县游击队武装力量和广大群众，开展游击战，地道战，度过了艰苦的大旱灾年，开辟了运河东部地区（运河东之夏津。高唐等县）（原来一直打不开这片地区，注：1941年8月冀南派部队武装开辟运东，按照冀南区党委研究的意见，六分区司令员邹国厚、政委夏祖盛及在六分区帮助工作的区党委武装部长李力，率冀南军区骑兵团、十九团一营和六分区部队共1500人，于月初从武城的曹寺和夏津渡口驿渡运河东进，开辟运东地区。运东地委、专署小张庄、渡口驿等伪据点，俘敌70多人，进而袭击夏津县城。中旬，李力与夏祖盛率骑兵团在夏津活动，连遭敌军袭击，遂转移禹城。其他部队根据军区指示，也转移到禹城与骑兵团汇合。由于部队和机关行动目标较大，不断遭到敌人袭击，加之当地党的基础薄弱，粮草缺乏，部队活动困难，10月底地委、专署、分区机关及部队返回运西。为此，区党委于11月下旬和12月初召集运东地委和担负开辟任务的部队领导干部开会，总结了三条经验教训：一是对运东敌伪力量估计过低；二是对我党我军在运东的基础估计过高；三是开辟敌占区不宜组织大部队。会议决定部队暂不过河，运东仍然坚持长期隐蔽的方针，做好地下工作。以后，地委成员分别回到运东的夏津、高唐、恩县、平原等县，深入基层，开展工作。摘自：德州党史）大片新的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逐步好转。由於1942-1943年，129师损失了很多优秀的指挥员。尤其是肖永智，易良品，夏祖盛，赵义京等20余人。（注：他们是肖永智、易良品、杨宏明、赵义京、陈元龙、孙毅民、袁鸿化、夏祖盛、陈耀元、李忠、李力、王泊生、李松霄、解蕴山、高捷成、刘铁之、郭好礼、郑前学、刘诗松、张峻峰、董宁等50多团级干部—摘自宋任穷传）1943年秋，（为了减轻发生严重灾荒的冀南人民的负担，1943年将骑兵团、七七一团、十团、二十团和二十一团等主力团，先后调出冀南。为了保存干部，抽出一批干部上太行、上延安。陈再道（冀南军区司令员，解放后历任武汉军区司令员，铁道兵司令员）、刘志坚（任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后任昆明军区政委）、范朝利（冀南军区参谋长）钟汉华（新7旅政委，解放后任装甲兵政委，成都军区政委）等同志去了延安。徐深吉(1938年7月一二九师独立旅，徐深吉任旅长，解放后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调太行后也去了延安。后来他们都作为代表参加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王宏坤（时任副司令员，解放后任海军副司令员）同志也到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还有一大批冀南的党政军干部到偏城参加整风抢救运动，称后梯队。在抢救运动中，出现了“左”的做法，伤害了不少同志。--摘自宋任穷传）父亲就是同这批人到冀鲁豫军区太行后梯队整风，任大队政治委员。因为延安整风开始，大伯伯董启文的问题出来了，中央致电后梯队要求审查父亲。父亲如果留在当地整风，扩大化就会死，父亲和领导谈了要求到延安解决问题。1944年冬父亲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

当易良品、夏组胜牺牲后，我父亲受伤，王树棠被捕。他们的家属认为是我父亲给敌人通报了信息。他们认为怎么就我父亲活下来。说我父亲负伤是搞的苦肉计。后经组织调查，我父亲没有任何问题。五分区司令员赵义京也差不多这个时期牺牲的，解放后我父亲经常去看望他的夫人朱玲，还照顾他的儿子赵遗根。

正是冀南军区在抗战中牺牲的高级干部最多引起中央的重视，随后将一批冀南军区的高级干部调回延安，其中就有陈再道、钟汉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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