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史记丨抗战期间，李宗仁治下的农民暴动zt

2015年出版的《陈诚日记》中，有许多针对李宗仁所执掌的第五战区的批评之词。陈诚当时主政湖北，第五战区长官部也坐落在湖北老河口。双方因兵役、粮政事务往来频繁。在陈诚看来，第五战区的军纪与民生，实在是坏透了。

以1942年第五战区粮政风波为例。

本年，湖北、安徽、河南等省灾荒严重。第五战区军粮不足，遂向陈诚施压。9月13日，白崇禧在军事委员会作报告，称“第五战区无隔宿之粮。（粮政局无粮，只好发票与军粮局，该局转发兵站，兵站转发部队，部队只好向人民要，军民交困而坏纪律。）”军政部次长钱大钧，也指责此事是“鄂主席陈辞修扣粮所致”。①

10月7日，蒋介石召见陈诚面谈，嘱咐其“对于鄂东与五战区军粮问题”，须亲赴老河口与李宗仁相商。

9日，陈向参政会报告湖北的灾荒情形，希望中央能有所援助；但粮食部长徐堪表示中央没有办法，五战区军粮仍须全部由湖北省府负责。

12日，陈再次面见蒋谈五战区的粮食问题，直言：“如顾及民众死活，即无法满足粮政当局及五战区欲望。否则就只好不顾民众死活了。”

蒋被陈的言语激怒，平复情绪后，无奈指示：“对民众不能姑息”。②

10月26日，陈启程赴老河口。30日，于歇马河中心小学内，听取了五战区兵站总监部直属第一支部长罗志杰的报告。陈在日记中记下了报告的大致内容：

“一、该部每月由兴山所雇之民夫须九百名，每十天换一次，全月须二千七百名，但如不能（如）期调换，亦有服役二十天者。

二、每夫每日给费九角五分，发米二十两，扣洋一角五分，并扣菜钱三毛，每夫每人仅得五角（查有仅四角者、有完全不发者）。

三、每人服役一次至少须赔累三十元至五十元（查如有违背不当夫者，则行棍责或枪毙）。

四、因服役而死者，今年已达千余人，沿途虽妇孺均参加耕种，仍多荒芜也。”③

报告中提及的壮丁死亡率，无疑是惊人的。故陈诚感叹，“此绝非长久之计，希望此次赴鄼有以解决之道”。

但他其实没有任何办法。

11月3日，陈抵达老河口，与李宗仁会面。4日，与五战区长官部开会商讨军粮问题，五战区之人“众口一辞言系（征粮）方法问题，而非（粮食）有无问题。兵站总监谓：有枪不怕无粮。又有人谓：无粮可收钱，无钱可收地。”陈诚闻之骇然。五战区众人如此跋扈，陈毫无办法。

5日，召开鄂北行政会议，李宗仁在会上公开质问：为何1939年之前，军队多于今日，未发生粮荒；今日军队减少，反而无隔宿之粮？矛头直指陈诚。陈未作任何辩解，勉励了一番地方工作人员须重视征粮工作，即草草结束会议。④

11月8日，陈与五战区各县长谈话，对五战区的腐败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

“得悉五战区军纪之废弛，深为可怕，如八分校盗卖军粮及走私情形、兵站总监之囤积居奇（在竹山私存稻谷一万六千石）、五十四军在各县买田（随县一处一千余亩）、抗不纳粮还税，以及其他抢派民粮与营私舞弊情形，可谓形形色色，无奇不有，尤以河口一处之妓女，竟达五千余人，更足以证明长官部及各机关人员之行为矣。”⑤

陈的老河口之行，没有为负担沉重的湖北民众争得任何喘息。

1943年1月8日，陈在日记中写道：

“王冠吾局长而（由）鄂北回省，报告鄂北征购粮食情形，人民有卖牛卖谷缴军粮者，并有麦苗草叶者，五战区此种迫民走绝路，实非抗战前途之福也。”⑥

稍后，蒋调陈诚出任远征军司令长官，陈诚希望辞去六战区长官和湖北省府主席之职，蒋面有难色，对陈感慨：“无论任何人对五战区（皆）无法对付。”意即蒋、陈二人均承认，自己对李宗仁毫无办法。

1943年1月，桂系大别山根据地被日军攻破，安徽省府临时所在地“立煌”亦被焚毁。陈诚在日记中愤怒写道：

“五战区大别山失败之原因，在干部个个（班长以上）有钱，班长以上均有临时家庭，该部前军长张义纯并有‘只要敌人来五战区，无不败之理’之语，今已验矣——桂系万恶、万恶！”⑦

图：1943年，陈诚(左)与桂系领袖白崇禧合影

以上陈诚对李宗仁五战区的观感，并非虚言。桂系干部的回忆，多有与陈诚一致者。

比如，五战区长官部调查室调查科长庞盛文（负责情报工作）承认，当时针对百姓供应军粮问题，陈诚主张先照顾民生，是李宗仁坚决不同意：

“（陈诚的立场是）一定要先顾民食；如不先顾民食，湖北3000万百姓将无以聊生。陈意是待百姓有余粮时再拿来拨充军粮，李宗仁则认为当前是抗日时期，军粮重于民食。……当时鄂北一带粮荒严重，粮价大涨，军队缺粮就硬找老百姓要，百姓苦不堪言！”⑧

庞盛文还讲述了两个五战区粮政败坏的具体案例。

其一是他亲自参与调查的一起骇人听闻的活埋士兵事件：

“十补训处驻白家湾的一个营。这个营的军官把士兵关押在屋子里，到开饭时还往士兵喝的稀汤里撒把砂子，使士兵连稀汤也难得喝饱。这个营的士兵一批一批地饿得倒地不起。军官们就扒个坑，将饿死的士兵一埋了事。军官们不仅吃了薪饷、空额，而且连士兵的埋葬费也揣进了腰包。”⑨

这起活埋事件舆论影响非常恶劣。李宗仁晚年在回忆录中也有提及，不过，李很巧妙地把责任推给了“五战区第十补充兵训练处第二团团长何中明”，抨击何中明因系“黄埔毕业生”而未被重庆军法总监部判处死刑。⑩

其二是老河口军粮库库长曾曙先盗卖军粮老马失蹄：

“当时管军粮的官员不怕打仗，最喜欢打仗，……他们盗卖军粮，一遇上打仗，就把盗卖的军粮往战争损失上一推，谁也查不出。一九四0年春，日军发动春季攻势，老河口军粮库的库长曾曙先(广西柳州人)闻风将仓库军粮销售一空。谁知日军……并未向老河口进攻。待到五战区长官部从谷城石花街迁回老河口时，曾曙先的仓库里已无一粒粮食可供军用，引起舆论界大哗，群情激愤。李宗仁无法，只有将曾曙先枪毙以安定人心（有人说枪毙的是个假的）。”(11)

此事，五战区司令长官部军法执行监部督察官张寿龄的回忆也有提及，且据张的披露，曾曙先盗卖军粮，乃是与李宗仁的警备司令部司令刘剑奇合谋，事发后刘抢先告发曾，得以全身而退。(12)

1944年的“天河口民变”，则是五战区民众对桂军之扰害与压榨的一次总爆发。

该年7月17日，数千民众（一说数万）攻击了桂系设于随县天河口镇的“鄂豫边区游击挺进总指挥部”，双方战斗六小时，指挥部被捣毁，总指挥何章海被俘虏，“其余官佐被杀甚多”。此次民变，可谓抗战期间国统区影响最大的一次农民暴动。

对此事的缘由，李宗仁与随县参议会，双方的说辞完全不同。

李宗仁给军委会的报告，将问题推给了当地土匪组织“黄学会”：

“事变之起因，系由于原有之黄学会组织尚未根绝，当地股匪遂利用该组织并煽惑当地愚民乘机暴动叛变。”

随县参议会则指出，民变的起因，是驻军将民众逼到没有了活路：

“豫鄂边区挺进军总指挥何章海在随县天河口、唐县镇、高城一带纵兵向民间派征柴草、伙料、勒扣国币，每斤五元或八元以上，并宰杀猪羊，割取菜麻，掠夺家具，奸污妇女，征夫运货，公然走私。适值天气亢旱，农民正车水灌田，乃复迫使壮丁逃避，以致禾苗无救，该地人民素有迷信团体，又迫于生计，遂聚众与该指挥部抗拒。”(13)

湖北省府方面的说法，与随县参议会大致相同。

图：桂系领袖李宗仁

军委会军法总监部执行总监何成浚，8月份接到多份湖北省府官员的电报与信函：

“均言随北民变，系鄂豫边区游击队郝某（何某）所部，勒索、强夺、奸污、残杀过甚，民众于死中求生，铤而走险所致，无他种原因。”

“鄂北今夏百日无雨，又加以蝗蝻伤稼，秋收不及两成，民众既久苦驻军之苛扰，尤迫于征粮之过多，遂致铤而走险。”

何愤然于“抗日时竟有此等不若禽兽之军队”，故特意致电李宗仁“请其秉公依法处理”。(14)

民变发生后，日寇大作宣传。为挽救恶劣处境，李宗仁竟调集四个师的部队前往镇压。何成浚闻讯，于日记中感慨道：

“军队不用于作战，而用于屠杀民众，各地民众自无一幸存者。此等事倭寇知之，友邦闻之，真我国家民族莫大之耻辱也。”

何担忧李宗仁为求脱身，会将民变的帽子扣在“异党”头上——“深恐匪军方面，见民众死伤太多，诳报中央，指民众为受异党或伪组织运动，冀免减其妄肆屠杀之罪”——故曾请求蒋介石下令将桂军调开，“再派员前往查明肇祸原因”。

果然，就在何向蒋介石打预防针的同日，李宗仁向军委会报告称，“民变”乃共党之阴谋。何闻知后，在日记中废然长叹：“其手段之毒辣，果不出吾人所料。”(15)

倒是一度被民众俘虏、后又得以脱身的何章海，尚且能够坦然承认：民变系当地民众“在秧苗枯槁、秋收无望的情况下”，与宗教组织“黄学会”相结合的产物。(16)

其实，“天河口民变”并不是第五战区唯一的农民暴动。只不过，其他民变规模较小，没有产生多少舆论影响力。比如，同年4月，湖北谷城县农民也曾因不堪压榨而起事，焚毁了当地三个乡公所。

1941年9月1日，陈诚曾密呈致蒋介石，指责“五战区长官部幕僚及部队不肖之徒，贪污成风，保运烟土，包庇赌娼，贩卖仇货，私营盐粮，利之所在，无所不为。老河口囤积仇货如山，强迫人民运销，无不疲于奔命”，可谓中肯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