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开始侵占中国东北。1932年1月28日，日军对上海发动攻击，史称一二八事变。1933年初，日军开始侵略华北。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于5月31日与侵华日军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中国长城沿线守军被迫撤离，华北门户洞开，民族危机空前加深。
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4月15日，毛泽东发表的《对日作战宣言》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宣言，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华北，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任务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
1934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临的形势主要有两大特点：一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妥协投降，争取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二是保卫苏维埃政权，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就是在这一严峻形势下成立的。
7月初，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高举抗日旗帜，反抗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五次“围剿”，掩护主力红军战略转移和长征北上抗日，决定组建一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军闽浙皖赣四省国民党统治地区，以实际行动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7月31日，毛泽东接受《红色中华》报记者采访，就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问题发表谈话（即《目前时局与红军抗日先遣队》），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苏区相配合，这是目前时局的特点。苏维埃中央政府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派遣一支红军队伍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经东部各省北上抗日，以此表明红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最先举起了抗日旗帜，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是救亡图存、实现民族解放的核心力量。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期间，党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以及中央主要领导人发布有关抗日运动和红军北上抗日的训令、指示、命令、宣言、通知、公告、信函、电报、谈话等文件多达百份；中央苏区《红色中华》、《红星报》、《斗争》等主要报刊几乎每期都刊载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消息；闽浙皖赣等地方党组织坚决贯彻中央的决定，积极配合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华民族抗战主张最集中体现的时期之一，对后来从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实现红军北上抗日、国共合作和抗战胜利提供了经验教训，以及在抗日战争中完善和发展党的抗战路线、方针和政策，奠定了坚实基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次，我们考察这段历史，还必须从它的事实总和出发，从事实的相互联系去掌握事实，也就是说必须从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内外联系和历史发展去考察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而不是从土地革命战争还是抗日战争的历史时期简单地去划分看它属于哪个时期的，同时也不是仅仅对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个别事件进行考察，否则对它的研究必然是片面的、孤立的，因而是没有说服力的，甚至是令人怀疑的。所以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这是不容争辩的事实。
